夕阳将戈壁滩染成金红色时，李伟站在一片半人高的梭梭树苗前，黝黑的脸上看不出表情。五年前，这里是他的家乡，如今只剩断壁残垣和这片新绿。不远处，一支由城市白领、在校学生和退休教师组成的特殊队伍，正弯腰将一株株树苗种进沙土。这不是政府组织的生态工程，而是一部名为《回到荒野》的纪实影像作品拍摄现场，也是一场关于记忆、救赎与未来的社会实验。
《回到荒野》项目发起人、独立导演陈哲在接受采访时，嗓音因长期在野外工作而略显沙哑。他坦言，项目的初衷并非单纯拍摄一部电影。“我们最初只是想记录那些因各种原因离开故土的人们，如何回应内心深处‘回去’的召唤。但后来发现，‘回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物理意义上的回归或许已不可能，但精神上的重建与生态上的修复，构成了另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回归’。”项目组通过公开征集，筛选了近百名背景各异的志愿者，他们分批前往中国西部多个因生态恶化或人口迁徙而逐渐凋零的区域，开展为期数月至一年不等的生态修复工作，镜头则全程跟踪记录。
在青海湖畔的某个小村庄，志愿者刘敏，一位前互联网公司项目经理，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双手——布满老茧和水泡。“以前我的‘战场’是会议室和数据分析表，现在我的工作是用这双手和当地牧民一起固沙种草。”她指着远处一片已初见绿色的山坡说，“最开始很不适应，觉得效率太低，总想找‘优化方案’。但慢慢明白，自然有它的节奏，修复生态需要的不是效率，是耐心和尊重。”刘敏的经历是许多志愿者的缩影。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更是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话与碰撞。
《回到荒野》的拍摄方式也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的模式。项目采用了多机位、长时间跨度的跟踪拍摄，并赋予了志愿者部分拍摄权，让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记录过程。陈哲解释：“我们不想做成一部旁观者的、冷冰冰的观察式纪录片。志愿者们的困惑、挣扎、喜悦乃至放弃的念头，都是‘回归’故事真实的一部分。这种参与式记录，让影片拥有了更丰富、更立体的肌理。”
影片的素材库已积累超过数千小时的真实影像，内容远超出植树造林本身。镜头捕捉了志愿者与留守老人学习传统放牧技巧的笨拙，记录了他们在星空下关于城市生活意义的激烈辩论，也留下了因水土不服或理念不合而中途退出者的落寞背影。这种不回避矛盾与失败的诚实记录，使得《回到荒野》尚未完成，其部分片段已在一些内部展映中引发关注和讨论。有评论认为，它触及了当代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个体对归属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焦虑与追寻。
生态学专家王建国教授关注这个项目已久。他认为，《回到荒野》的价值超越了环保行动或影视作品本身。“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让人们看到在宏大叙事之外，普通人如何用具体行动参与生态治理。这种自下而上的、带有情感连接的参与模式，其产生的社会示范效应和公众教育意义，可能不亚于大型工程。”但他也谨慎指出，民间力量的持续性是个挑战，“热情过后，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是这类项目能否留下长远影响的关键。”
对于参与者而言，这段经历的意义更为个人化。年轻的志愿者赵磊说：“我来之前以为是为自然做点什么，现在发现，它更像治愈了我自己。在城市的喧嚣和竞争中，我几乎忘了泥土的味道，忘了安静下来听风声是什么感觉。”而像李伟这样的本地人，则在志愿者身上看到了外界对故土的关心，这让他感到“家乡没有被遗忘”。
目前，《回到荒野》项目仍在进行中，最终成片形式也未确定。陈哲表示，可能不只是一部电影，还会包括影像档案、出版物甚至一个长期的互助平台。“我们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回到荒野’的标准答案，而是想呈现这个过程的各种可能性。重要的是，它点燃了一种对话，关于我们从何处来，未来又可以走向何方。当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并行动，无论以何种形式，‘回归’就已经开始。”
在广袤而脆弱的土地上，这些微小而执着的努力，如同梭梭树的根系，默默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们或许不能立刻改变荒芜的景象，却预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人与荒野之间，重建一种基于理解、尊重与行动的和谐关系，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学习的“回归”之路。